“竹枪一杆，打得妻离子散，未闻枪声震天；铜灯半盏，烧尽田地房廊，不见烟火冲天。”鸦片烟毒为害华夏民族百余年，屡禁不绝，愈禁愈烈，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达积重难返的境地。面对毒魔肆虐的严重局面，共和国的缔造者们高举禁烟的正义之剑，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、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，仅用三年时间就清除了这一百年痼疾。当年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“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“无毒国”时，世人不由为之震惊、赞叹。
雷霆万钧
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烂摊子乌烟瘴气、百弊丛生，烟毒泛滥是其中一个最为严重和突出的社会问题。
当时，各省种植、销售鸦片的现象已十分普遍，云贵川三省更为严重。据统计，全国罂粟种植面积高达万公顷，烟毒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，烟地多达万亩以上，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%。其中，贵州的安顺和习水因普遍种烟，被称为“烟乡毒地”。因烟多粮少，人民的生计十分困难，甚至时有饥荒出现。年春，西康及川南部分地区，就曾因种烟过多，缺乏粮食，造成严重的灾荒。
烟毒泛滥导致烟民数量惊人。在解放初期全国4亿多人口中，吸毒成瘾者多达多万，占当时总人口的4.4%。这些“瘾君子”无心生产，为毒品不惜一切代价。
贩卖、制毒的活动极为猖獗，几乎遍及全国。当时，全国约有鸦片毒贩30万人，其中，华北的察哈尔、山西、绥远、河北四省及京津两市，有毒贩1万余人；华东的福建、皖北、苏南、苏北、上海等地，有毒贩多人；华中的武汉是旧中国烟毒运销中心之一，有毒贩近人；贵州的贵阳、安顺、遵义、铜仁是烟毒集散地，终年烟商云集；西安是西北制贩毒品的中心，几乎行行贩毒。烟毒制造者们，有的雇请技师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，有的采取手工作坊式进行小批量生产。毒贩的身份五花八门，不少反革命分子混杂其中。如特务陈荣辉于年12月潜至南京，组织“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”，曾连续三次由安徽明光贩卖烟土到南京出售，充作反革命活动的经费。此类情况不仅危害人民身心健康，更成为新生政权的极大隐患。
◆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》原件。
烟毒一日不除，百姓一日不安，国家一日不宁。面对如此严峻形势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最大的决心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斗争，荡涤乌烟瘴气，换来朗朗乾坤。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会议通过《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》，自此，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拉开序幕。
《通令》全面阐明了党和政府关于禁绝烟毒的意义、目的、方针和政策。《通令》严厉指出：禁绝烟毒是进一步清除帝国主义、封建买办阶级的流毒和影响的斗争，是保护人民健康，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前提。《通令》要求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，在烟毒较盛的地区，当地人民政府要提出限期禁绝烟毒办法，并设立禁毒委员会，保证禁毒工作顺利进行。从年春季起，在已解放的地区禁绝种烟；未解放的地区，军事一经结束，立即禁绝种烟；在少数民族地区，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，采取慎重措施，有步骤地进行禁种。自颁布之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贩运、制造及销售毒品，违者从严治罪；散存于民间的毒品，限期交出。吸食烟毒者限期登记，定期戒除，否则予以处罚；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，应配制戒烟药品，对贫苦烟民免费或减价医治；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戒烟所，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，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。《通令》颁布之后，各大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迅速行动，相继成立禁烟机构，并结合土改、剿匪和反霸工作开展运动。
禁烟禁毒首先需要禁种罂粟、铲除烟苗，断绝鸦片的源头。《通令》颁布后，各省、市、行署分别向本地区发布严禁种植鸦片和铲除烟苗的布告，同时派出禁烟工作队赴各地“烟区”检查铲除烟苗工作进程。西南地区是毒品重灾区，西南军政委员会于年3月1日发布《关于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》，特别强调严禁种植罂粟，已种植的强行铲除。当年5月，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后，加强对该地区禁毒工作领导，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，走在全国前列。
由于种烟牟利巨大，在铲除烟苗的过程中，部分地区曾一度遇到很大的障碍。比如在兰州涅惠渠区，当地种烟群众在绰号“白蛇”“黑蛇”“五色蛇”等反动毒贩的蛊惑下，制定了对抗政府禁烟法令的《种植公约》，准备了专人“坐牢”，大家保证“坐牢”者的家属衣食无缺。该地毒贩甚至一度把持当地城乡政权，煽动群众集体出动，使用武力把被区署扣押的“黑蛇”劫回。面对猖狂进攻，当地人民政府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，抓捕了以“三蛇”为首的反动毒贩，最终铲除了烟苗。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，到年春，禁种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。其中，东北地区除热河省偏僻地区查出烟苗亩并当即铲除外，全区已禁绝种烟；西北的青海、宁夏两省除藏民游牧区外已无种烟者，甘肃消灭烟地60%以上，陕西减少烟地55%；华北绥远省铲除烟苗17.4万余亩，约占原种烟面积的80%；西南地区解放前原有烟地万亩，经大面积铲除，减到万亩。
封闭烟馆，收缴毒品，打击毒贩，消除流害市面的烟毒是此次禁毒工作的关键一环。各省、市普遍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，区、县成立了基层禁烟禁毒领导机构，一般乡村则成立了禁毒小组。《通令》颁布后，在重庆、万县、成都、贵阳、遵义、昆明等大城市分别举行了数千人或数万人的群众大会，当众焚毁的烟毒有55.4万多两，打碎的烟具达20多万件。烟毒泛滥重灾区西安市于年10月召开焚毁烟毒大会，当场焚烧大烟1万两。北京、天津等华北六大城市年破获烟毒案达件之多，给猖狂活动的毒贩以一定程度的打击。
禁绝烟毒最难的是改造烟民、督促其戒烟。各大城市普遍进行了烟民登记工作，并以“公办”“私办”“互助”多种形式成立戒烟所或戒烟小组，实行集体戒烟。西南不少地区还成立了“反赌博、反抽大烟、反懒惰”的三反委员会，以监督烟民戒烟，强迫烟民参加生产。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统计，到年春，仅热河一省吸毒瘾民已由年解放时的18万人减至2万余人。
除恶务尽
禁毒工作极其复杂，牵扯面广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高擎禁毒利剑，继续实施综合治理。
针对毒品的种、运、贩、吸四个主要环节，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及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，继续采取“力劝两头，斩断中间”的策略，集中力量重点打击运、贩毒品犯，断绝流通渠道（当时称之为“拦腰一棍”），这样一来，种的卖不了，吸的买不到，加之强大的政策攻心与严厉的治安管理手段相结合的威慑，公开制造、销售、吸食毒品的情况在年进一步减少。
禁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一些明显的成绩后，不少地方干部滋长了“差不多了”的思想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中，逐渐放松了禁毒工作的开展。烟毒开始在新的形势下，以新的方式严重泛滥。
◆年12月29日，云南省昆明市在拓东运动场召开2万余人参加的禁烟禁毒大会，焚毁毒品11万余两和上万件烟具。
在前期打击下，毒品贩子们由公开转入地下，活动方式更加隐秘，贩毒手段更加狡猾。如南京大毒贩朱启每次贩毒都乘飞机到香港大批收购，再由专人将毒品从香港护送到广州，广州又有专人负责护送到上海，到上海后再由专人运送到南京，形成一条严密的“地下运输线”。北京大毒贩任存厚以“振兴大药房”为掩护，搜购大批制毒原料，然后再分运到几个地点制造。有些吸毒贩毒人员利用党和人民政府“烟民乃是受害者”的宽大政策，屡戒屡吸，屡吸屡贩，屡教不改。
随着“三反”“五反”的深入发动，部分国家工作人员、党员干部吸毒贩毒被揭发出来，其数量之大，情况之严重，性质之恶劣，触目惊心。据调查，到年4月，整个衡阳铁路局贩毒人员达多人；北京旅行服务所、列车段、车辆段3个单位名行车人员中有人走私运毒；上海、广州铁路部门走私贩毒更加严重，其通车行车人员走私贩毒者达%。吉林省蛟河县县委书记殷子华、县团委书记崔晓光，与一名毒犯合伙贩毒牟利，并诱使该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公安局长、税务局长、县委组织部长等下水，把县委变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贪污集团。震惊全党的刘青山、张子善贪污案，其腐化堕落也与毒品有很大关系。
◆年7月，汕头市公安局破获走私贩卖毒品团伙案中缴获的鸦片、吗啡等。
而同时，民间也开始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：“人民政府提出禁烟禁毒是阵风”“共产党、人民政府什么事都办的好，就是禁毒不行”“满清那时就禁，没禁了。国民党也禁，还把好些吸的贩的枪毙了，终归到底没禁完，越禁越多，现在就能禁完吗？”
种种情况给初见成效的禁毒工作敲响警钟。年3月1日，刘少奇就“三反”运动中发现的铁路系统贩毒严重问题向毛泽东作专门报告，引起毛泽东的重视。有恶必除，除恶务尽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毕其功于一役，集中精力同鸦片烟毒展开一场生死决战。
最后一击
年4月15日，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、刘少奇审阅修改后的《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》下发。指示要求“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，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”，强调“以毒品流行对于国家的损失最大，对人民的毒害最深。因此，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”。而“要根绝制造、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贩的现象，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”。指示对此次运动的方针、政策、打击的重点作了明确的规定。为确保预期效果，中央将禁毒斗争交由公安部统一部署。
禁毒决战，事关重大，中央领导高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