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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为自己的时钟做主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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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到香港浸会大学的第一天,陈玲觉得校园很大,她有些分不清各个楼栋的位置,教室应往哪个方向去。开学仪式上,老师在台上发言,底下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脸上还挂着稚嫩,28岁的陈玲也身在其中,她是大一新生。

18岁高考;28岁结婚(参考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-》);33岁买房(参考《年新居住消费调查报告》购房平均年龄);35岁失去考公资格、互联网中年危机;50-60岁退休、照料孙辈——带着上一代人的建议,我们奔赴在相近的跑道之上。

但也有与陈玲类似的一群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“变道”:豆瓣的一个“逆社会时钟”小组聚集了7万多名成员,他们摸索与探寻不同于常规的道路。

“逆社会时钟”这个短语由“社会时钟”扩展而来。“社会时钟”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·钮加藤于年提出,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期望,即“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”。

这个“逆行”的小组在小组简介里引用了这么一段演讲词:“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,一切都准时。”

28岁的大一新生

“满分是4分的,我拿了3.67呢!”一学期课程结束,陈玲在豆瓣小组里分享自己大一上的成绩。

来到香港工作成了她生活中的一次转机,同事有时和她提及身边去上学的人,正值招生季,地铁上的“副学士”学位招生信息进入陈玲的视野:副学士是一种本科衔接课程,修读期为两年,成绩达标后可再读两年,攻读学士学位。

她想回校园读书有一段时间了。早在十年前,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中,她提起上学的事,父母却互相推诿,没人愿意帮她交学费。那时她的父母刚离婚,分割抚养权时没有一方选择她。陈玲转身向亲朋借钱,也无果。

身边的朋友一一去上学了,她留在小乡镇的店里卖小饰品。辗转广州、深圳,她感觉不管自己在岗位上表现如何,“天花板也就这么点高了,你顶多能在这家店铺做个店长,再怎么升,也不会到总公司的办公室里坐着上班。”

平日里看到网上的热点事件,她总觉得自己的思考深度和广度不够,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学习、储备知识。而现在,上大学的道路就摆在自己眼前。

眼下要解决的问题是备考和继续存学费。她准备雅思,找网站每天刷题,上班前刷一套下班时刷一套,把过往听力都下载下来通勤路上反复听。

申请流程对陈玲来说是陌生的,她在线提交完申请担心对方能否收到,又发邮件前去确认。申请需要当年的高考成绩,这差点绊住她,因为以前就读的乡镇学校告诉她成绩没有录入系统;她打电话去教育局,对方说成绩最长的追溯期是九年,她正好错过。陈玲在各个网站上找方法,最后找到以前的老师,请他和学校交涉从档案里调成绩、写证明盖章。同时她要处理手上的工作,正常开会、汇报。

决定裸辞的她提交完辞呈,感觉破釜沉舟,“要是上不去(学)的话,我又得重新找工作了,得找什么呢?”

不久,她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拒信。她压力很大,暴饮暴食后又催吐。那段时间,一些小事就会冲垮她情绪的堤岸——做饭时和面的水加多了,她把锅铲工具一扔,坐在地上哭了好久。

类似的感受不仅她体会过,豆瓣小组内也有大龄考生曾承受“单枪匹马”备考的压力,“自己做一个重大决定,没有人会为你的失败负责”,一个组员写道。

等待offer的时间是煎熬的,直到录取通知来临,陈玲紧绷的精神状态才在那一刻舒缓。她最终去了香港浸会大学。

(陈玲)学校的迎新活动。除特殊标注外,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踏进校园,她感觉来到了自己心中的“世外桃源”,“这里只有传授知识和学习知识的人”,她喜欢去学校的图书馆,坐在那儿写作业、看书都让她觉得平静舒服。陈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,课堂上表现积极,总坐在最前面和老师互动。她对第一学期上的哲学课印象深刻,和同学们讨论“电车难题”,听着大家的想法,她感觉哲学课的思维训练在为自己“打开新世界的大门”。

学校里18岁年轻人身上展现的朝气感染了她,“你会看到他们身上稚嫩的感觉,从高中升入大学好像很不一样,大家的言行举止里有很多期待和好奇”,陈玲感觉自己也被带动了,充满活力。

陈玲在自学西班牙语,把学到的单词画了下来。她把自己重新读书的消息分享给香港的同事、朋友,他们赞许她上进。而告诉内地朋友时,对面抛来不少问题——“你去上学就没有固定收入了,怎么办呀?”

“四年读完你都30多了,你不结婚?”

“你30多结婚,再等一两年要孩子,都快大龄产妇了。”

“你读完出来要干吗,那个年纪找工作别人很歧视的。”

陈玲因为这些质疑,反而更坚定了内心的想法。她觉得结婚生子并非自己的必选项,她想“先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,才有能力对新的生命负责。”

曾经她也想过买房,觉得买了房自己才有一个落脚点,这几年她的金钱观念、消费观念在逐渐改变,推崇极简主义,她想过可以长期租房,“房子的话,我觉得你的心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,没必要因为一套房子绑住了”。

她更想享受当下,“人生大事应该是发掘不同的自己”。

32岁的田园“隐士”

在小组内,还有一些人选择暂时“归隐”。有二十多岁在山上待了四年的隐居者,有去寺庙做义工的,也有放弃学校职位回乡归田园的。梁铁心是其中之一。

他学的中文专业,大学毕业后尝试过不少工作,在报社实习过,在高校做过教学兼行*的教师,在软件公司任职过行*专员,去培训机构当过一段时间辅导老师,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学校做宣传。

在教培机构工作时,忙的时候,梁铁心早晨六时许起床,午餐晚餐都是半小时,吃完继续上课,下课后备课,有时下班回家已近凌晨,周而复始。他觉得一个人精力有限,一天教太多学生,自己的状态会受影响,难以保证课堂质量,感觉对学生有亏欠。但在和公司商议时,他又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在学校做宣传工作后,梁铁心发现在这里工作“活得谨小慎微”,“外面来了领导,大家立马穿戴整齐毕恭毕敬,一群人围着看教室、聚在会议室走会议流程。”领导对梁铁心的工作提出各种要求,比如“校长照片要比书记大一些”。

梁铁心还有一个身份是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,业余想拥有更多时间看书、写诗,不过尝试的多个岗位给他带来的感受是,“我把自己人生中最旺盛、最富有好奇心、最富有可塑性的时间拘束在一个工位上,劳役于缺乏审美和创造性体验的工作之中,奔忙在两点一线之间,以制造更多的通行证、旅票,供少数人去‘旅行’,或用于服务抽象的社会系统所制造出来的缥缈梦幻。”

他心中还是有对自然、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。

今年寒假,他决定回乡归田园,尝试一种按自己的节奏劳作和思考的生活,“之前没有尝试过,就老是惦记着这一种可能。如果做不成,我也可以死心了,可以专心地走大家走的路”。他试想了自己可能会面临的后果,可以接受重新开始,可以接受低薪再就业。

他知道父母不太可能理解自己的想法。梁铁心小时候,父母曾外出打工,他习惯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靠自己去找答案,通过读书解惑、喜欢追问意义。他工作后,父亲急着买房,他个人则不想被房子绑着,和父母协商下,梁铁心和弟弟在县城一起出了首付款买房,房子归于弟弟名下,他和父母达成共识的条件是自己的工作和恋爱不愿被干预。

在乡间生活开销不大,梁铁心目前在运营自媒体,希望以此赚取生活所需。独居在乡间小屋内,晚上月光从天窗照进来,照在床的另一头,他静赏月色皎洁。月光与晨光交替,他拍摄天上一排排的白云,伐竹取木,扎围栏、造菜园、建花园,在雨后戴着草帽拿起菜兜摘五色梅。

梁铁心种的向日葵。他在城市工作时,曾因工作强度大,身体出现问题,医院;来到山里,他累了便能放下手头的活休息一会儿。在山里,他细微地观察一株草、一棵树、鸟兽虫鱼,呼吸雨后湿润的空气,山野让他感觉到被自然环抱的滋养。梨花树下,他享受着春光读诗、喝茶,给自己的小猫建了一栋“半山别墅”——用废旧门板夹在石壁与墙壁间打造的悬空猫舍。“人首先是自然之子,其次才是父母的子女。”他对着电脑开展自己的著书计划。在他的观念中,得失、悲喜都是体验,因为人生的局限,欲要“此”便要放下“彼”。他想要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来践行自己心中的“三美”理念,并在体验之余分享出去,他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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